原載於2025年12月17日，澳門日報
澳門，這座面積不足33平方公里的城市，今年榮膺“東亞文化之都”稱號。這一殊榮既是對其五百年中西文明交融史的禮贊，亦是對其未來角色的殷切期許。從十六世紀葡萄牙商船停泊濠鏡澳，到廿一世紀“一帶一路”人文交流樞紐，澳門始終扮演着文明對話的“轉換器”角色。我們需以更宏闊的視野審視這一命題：澳門如何以“東亞文化之都”為支點，將自身的歷史積澱轉化為促進區域合作、推動文明進步的制度性力量？這不僅是城市發展的課題，更是人類文明演進的重要實驗。
一、歷史維度：澳門作為東亞文化共同體的“記憶之錨”
澳門黑沙遺址出土的陶器紋飾、玉石作坊與珠江流域、越南史前文化存在關聯，印證了史前東亞海洋文化圈的互動網路。至明代，澳門更成為“廣船下番”的重要中轉站——暹羅的大米、摩鹿加的檀香、琉球的硫磺、日本的銀錠在此集散，形成“以物載文”的交流模式。利瑪竇在澳門學習漢語後北上京師，其繪製的《坤輿萬國全圖》不僅傳播了地理知識，更將中國“天下觀”引入歐洲思想界。這種雙向文化滲透，奠定了澳門作為東亞文明互鑒原始節點的地位。
中日工匠共同建築的大三巴牌坊的殘壁上，聖母像與中式石獅共處；哪咤廟與玫瑰堂相隔百米卻香火同盛。這種“一街多廟”的奇觀，實為東亞文化包容性的微觀呈現。江戶時代的日本長崎、朝鮮半島的釜山港，皆曾嘗試複製此種模式，唯澳門實現了跨文明信仰的持久平衡。究其根本，在於澳門形成了“神權分離，俗權共治”的獨特機制——華人社群鄉紳與葡人議事會中的理事共同管理社會事務，這種制度創新超越了單純的信仰寬容，創造了文明共存的治理範本。
澳門獨創的“土生葡語”（Patuá），融合了馬來語、粵語、客家話與古葡語詞匯，民謠唱道：“十字門開西洋鏡，媽閣廟前葡國風”。這種語言雜交現象，與東亞歷史上的“漢字文化圈”形成有趣對照：正如日語借用漢字創造假名，土生葡語展現了邊緣地帶的文化創造力。日語也融入了大量葡萄牙詞彙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土生葡語列為瀕危語言，警示着文化融合的活態遺產需要制度性保護。
二、現實維度：制度供給與文化賦能的“活態傳承”
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核心競爭力，深植於其“制度轉換器”的歷史基因。十六世紀華洋共處分治的議事會“共治模式”，已預示了現代“一國兩制”的治理智慧。如果我們構建“東亞文化遺產認證互認機制”，實為明清“勘合貿易”的當代迴響——彼時澳門憑朝廷頒發的“船票”管理外船，今日則以“文化互認”重構區域規則。若說中文史料中記載的“番坊司”是古代涉外治理的雛形，那麼今日“跨境法律服務中心”的設立，則是將歷史經驗昇華為制度創新的必然。
東亞文化共同認同的深層危機，反映了對歷史記憶的斷裂，而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“雙重認同”傳統，為破解此困局提供了鏡鑒。明末清初，林則徐在澳門接觸西方事物，終成“開眼看世界第一人”；假如中國、日本及韓國共同設立“東亞青年文化創客營”，將是此種“彼此互相理解”精神的制度性延續。當東亞高校聯盟開設“東亞文明比較”碩士課程，要求學生在三個國家輪轉學習時，其本質是在復刻利瑪竇“跨文化求索”的現代版本。
三、未來維度：全球文明進程的“澳門範式”
四百年前，澳門耶穌會士將《四書》譯為拉丁文，開創了“中學西漸”的經典模式；如果在澳門籌備“東亞近代化三棱鏡”特展，則將是對話模式的再度升級。當日本蘭學著作、朝鮮實學派文獻與《澳門紀略》抄本並置展出時，觀眾將直觀感知：東亞現代化絕非對西方的簡單模仿，而是基於文明互鑒的創造性轉化。這種策展邏輯，實為徐光啟“會通超勝”思想的當代實踐——以澳門為原點，重構東亞文明的全球敘事。
面對元宇宙技術對文化本真性的衝擊，澳門的回應深具歷史智慧。清代外銷畫匠為迎合西方市場改造傳統技法，創造了“中國風”藝術類型。如在今天，能將這種“主動調適”精神進行數位延伸，其意義不亞於十八世紀廣彩瓷匠將歐洲紋樣融入青花釉彩——兩者皆是以技術革新守護文化主體性的典範。
澳門街巷中“土地公”與聖母像的共存，實為全球文化治理的微縮模型，亦可視為“疊層認同”機制。正如把澳門馬拉松構想為“東亞文明接力賽” ，呈現制度性設計：由日本跑者的“南蠻屏風”①運動服、韓國隊伍的“混天儀”模型②、中國青年的“廣彩瓷瓶”代表隊共同構成流動的文明符號，澳門以最詩意的姿態證明：差異不是衝突的導火索，而是共鳴的催化劑。
① 日本重要的文化藝術，起始於十六世紀，當時的狩獵派畫師在屏風上繪製了一系列以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在日生活的情境，因而得名。
② 一種古代觀測天文現象的儀器。
結語
燈塔與星空的永恆對話
1620年，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學生曾用自製望遠鏡觀測銀河，將天文資料寄往歐洲學界。傳教士從澳門寄往羅馬的信中寫道：“這裡就像諾亞方舟，裝載着人類理解彼此的最後希望。”四百年後，東望洋燈塔的光芒依舊指引着夜航船隻，而澳門對文明真諦的探索從未停歇。當澳門以“東亞文化之都”的身份重新啟航，其使命已不僅是保存文明火種，更在於照亮人類共同價值的航程。這座城市的終極啟示在於：文明的真諦，不在征服與同化，而在對話與轉化文明的演進；既需要歷史記憶的“錨點”，更依賴制度創新的“風帆”。正如媽閣廟的香火從未熄滅玫瑰堂的燭光，反而讓整座城市沐浴在溫暖的人性之光中。當“東亞文化之都”的桂冠加冕於澳門，實則是人類對包容性文明模式的集體致敬。
未來的澳門，當以歷史為鏡、以現實為舟、以未來為舵，成為“東亞文明共同體”的孵化器、“全球文化治理”的實驗室、“人類精神家園”的守護者。這需要超越地域的勇氣與智慧：既要深挖“一國兩制”的制度潛力，更需懷抱“家國天下”的文明自覺，繼續書寫“和而不同”的東方智慧。正如蓮峰廟的香火與花王堂的燭光始終交織輝映，這座小城註定成為人類文明星空中永不黯淡的座標：真正的進步，從不是單一文明的獨舞，而是多元文化的共旋。當東望洋燈塔的光芒與富士山巔的晨曦交相輝映時，我們將真正理解：澳門之“ 小”，恰是人類文明之“大”。
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吳志良
